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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倫改革與雅典幣制更迭

  在古代世界里,雅典可謂是最重要的地中海城邦之一。雅典是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經濟與學術源頭,現存大部分的古典文獻或多或少都與雅典有關。在古典文獻中,許多筆墨便是記述雅典歷史上的歷次改革,梭倫改革是其中最為重要者之一。

  

  梟幣

  歷史意義上的雅典不僅局限于雅典的周邊地區,在列王與諸執政官的統治下,雅典逐漸將阿提卡半島納入其勢力范圍中,衍生出了“村鎮聯合”。積累了大量的土地、人口與財富的雅典,成為希臘本土最為富庶的城邦之一。然而,該邦的統治模式仍維持著由少數貴族所統治的“上古”模式,日漸增多的“雅典居民”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及至公元前7世紀,雅典國內動蕩不安,騷動暴亂、宗族仇殺層出不窮。為維護國內秩序,雅典人遂委任法學家德拉古撰寫雅典第一部成文法,是為《德拉古法典》,由于該法書寫于木板之上,亦稱木板文書。同時,德拉古也建立了對后世影響巨大的四百人大會等其他機構。然而,該法典堪稱量刑峻酷,濫殺無度,刑罰僅有死刑一種。人們曾說,該法案是以血,而非墨水寫成的。德拉古曾說:“輕罪刑死,重罪便無以復加”。但嚴刑峻法并未真正解決雅典社會問題,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

  

  梟幣

  公元前594年,古希臘七賢之一梭倫成為執政官,他首先廢除了德拉古法典中的大部分條款,僅保留了有關謀殺罪的條款。隨后,梭倫在雅典進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如在政治上將雅典公民分為四等級,并承擔不同的政治、軍事義務;改組了四百人大會,并使之成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設立最高法院。在民事上,梭倫宣布了解負令,確立了遺產繼承法。梭倫還推行了有利于雅典經濟發展的一系列法律、政策,這其中,就涉及了有關雅典錢幣、幣制和度量衡的改革。這段歷史為公元前4世紀的著名學者亞里士多德和羅馬歷史學家普魯塔克所載。

  亞里士多德記載:“在法令頒布前,他解除了債務,之后,他為度量衡添量,使幣制增碼,將錢幣加重。當是時,度量衡的尺度比腓頓的更為寬大,原先的米納重70德拉克馬,今乃為100(德拉克馬)。古之制為兩德拉克馬。他也將度量衡與錢幣掛鉤,63米納為1塔蘭特,3米納可等分為斯塔德及其他幣制。”普魯塔克與他的記載大體相當,其為:“包括安德羅提昂在內都寫道,窮人滿意的原因不僅是債務之解除,也是因利息之減負,而且也因度量衡之增容與錢幣之增值。他(指梭倫)將米納的重量增至100德拉克馬,而原先的為70德拉克馬,因此他們(窮人)仍按原價支付,但其所值已有縮水。這對支付者實惠有加,而受付者的利益也并未受損。但多數人仍說解負令是解除一切債務。”

  這兩段文字大意是,梭倫為不損害借貸雙方利益,采取了貨幣貶值之法,以質量較輕的阿提卡幣制替代了較重的厄吉納幣制,即降低了每德拉克馬的實際重量,從而實際減輕了負債人的償債金額,但在賬目上卻不損害債權人利益。然而,這會令讀者以為,早在梭倫或前梭倫時代,雅典就已經在使用錢幣了。早期的錢幣學家也曾將雅典錢幣改革的時間標定在梭倫或梭倫卸任后歸來之時,繼而使雅典錢幣的始鑄之期提前到公元前七世紀末。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許多學者開始重新研究雅典早期錢幣,繼而從根本上否定了此說。因為在公元前七世紀末時,錢幣尚未誕生。且目前發現最早的雅典錢幣鑄造時間,也較梭倫時代要晚近1個世紀。既然當時的雅典并沒有錢幣,那也更談不上雅典的錢幣改革了。

  

  兩德拉克馬“牛首”徽章幣

  此外,這兩段文字本身也有相互齟齬、前后矛盾之處。文中提到,以100德拉克馬之米納以易70德拉克馬之米納。在前文已述,就總體而言,古希臘的米納重量應大體相當,這應是指以重量較輕的阿提卡—優卑亞德拉克馬代替較重的厄吉納德拉克馬。但根據出土的米納度量和古典文獻記載,雅典官方可能行用兩種重量不同的米納或塔蘭特度量。在公元前二世紀時,雅典曾調升“市場米納”的重量,使之與厄吉納錢幣米納極為接近。亞里士多德與普魯塔克的記載猶有含混不清之處,便由此知之。根據亞里士多德所說,稍早在雅典行用的是腓頓的度量。據公元前四世紀的德爾菲銘文可知,厄吉納度量衡確要較阿提卡為大。然而,亞里士多德在此混淆了兩種不同的度量衡單位,米納乃是重量單位,而并非度量單位。亞氏接下來又將論述延伸到梭倫的“錢幣革新”。可見,在其走筆毫厘之間,其謬誤之差大矣。安德羅提昂與普魯塔克僅是沿襲前人之言,對其所見材料并未仔細推敲、考訂,疑有囫圇吞棗、將錯就錯之嫌。

  可以說,雅典的這次政治改革應該與雅典貨幣無關。然而,類似改革的確在古風時代發生過,只不過與梭倫無關。雅典這次貨幣改革是在僭主時代發生的,不僅如此,雅典的錢幣也是在僭主時代才出現的。雅典歷史上的僭主時期可以說是其發展關鍵節點,這是由于梭倫改革為雅典日后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礎,但梭倫為逃避眾人的責難和非議,便以周游世界為借口離開了雅典。梭倫的新法并未完全解決雅典的社會矛盾。北阿提卡貴族庇西特拉圖斯于公元前561年奪取了雅典政權,成為了雅典僭主。庇氏雖遭三次放逐,但他的統治幾乎涵蓋了公元前561年至公元前521年的大部分時間。在庇西特拉圖斯的統治下,雅典保留了梭倫的改革成果,經濟日漸繁榮,文化日趨昌盛。舊雅典娜神廟在此時完工,據說,《荷馬史詩》也是在此期間于雅典匯編成書。公元前528年,庇西特拉圖斯去世,其子西皮阿斯與西帕庫斯掌握了政權,西皮阿斯則繼任為僭主。公元前514年,有“斷袖之癖”的西帕庫斯被哈爾莫迪奧斯和阿里斯托杰托(Aristogeiton)刺殺身亡,動機或系情殺。由于西帕庫斯之死,西皮阿斯變得猜忌多疑,殘暴不仁。最終,拉西地夢人與其他雅典豪族聯合,驅逐了西皮阿斯,雅典的僭主政治自此崩潰。

  在庇西特拉圖斯統治下,雅典出現了雅典首批錢幣,名曰徽章幣。共有13種徽章幣圖案,為雙耳罐、甲蟲、牛首、戈爾格、駿馬、馬之后半身像、馬之前半身像、膝骨、三曲腿、貓頭鷹、車輪、公牛和公羊。這些錢幣使用的是舊阿提卡幣制,多為一德拉克馬與兩德拉克馬,并輔以小單位錢幣。時至約公元前520年,雅典采用了鄰地優卑亞幣制的最大單位——重17.4克的斯塔德作為其四德拉克馬單位,并將其作為主要的錢幣發行單位,同時減少了兩德拉克馬銀幣的發行量。據傳亞里士多德的《經濟學》記載,西皮阿斯“令雅典現行的錢幣停止流通,然后規定了價格,并要求人們把舊錢幣交給他。當人們來申領新錢幣時,他(西皮阿斯)交還了同等重量的白銀。”這代表舊式的雅典徽章幣退出了流通,原先的各式兩德拉克馬銀幣則全部停造,影響希臘世界近300年的新式錢幣——梟幣正式誕生。

  雅典人改變的不只是錢幣的形制,更創造出了新式的幣制。四德拉克馬銀幣自此不僅成為雅典錢幣的標準單位,而且借取了優卑亞(加爾西亞)幣制的斯塔德之幣值(即17.2克),同時保持了阿提卡的一德拉克馬之重(4.3克),形成了重量單位范圍更加廣泛、完整的幣制。此項革新具有劃時代意義,它不僅開創了四德拉克馬銀幣鑄造之始,同時,也創造了全新的幣制——優卑亞—阿提卡幣制。由此可知,亞里士多德提到梭倫改革的部分條款,其發生時間應在公元前六世紀中晚期的僭主統治時代。

  那么,亞里士多德為何會將錢幣改革之事劃歸在梭倫名下?此或系雅典政治斗爭和民眾意識的影響所致。在公元前五世紀末,雅典的寡頭派和民主派之間曾爆發激烈的交鋒和爭論,雙方皆欲假借梭倫之名,主張恢復有利于自己的“祖制”。名望極高的梭倫便成為民主派和寡頭派共享的“神主牌”,因此,錢幣改革的功績自然也就可能被劃歸到梭倫名下。修昔底德也曾無奈地表示過,雅典人并不了解僭主和本邦的歷史。羅馬時代的傳記作家普魯塔克就認為,早在米諾斯時代的雅典就已有錢幣存在,其發行者為提修斯。據史籍記載,公元前五世紀末的雅典民眾對僭主統治或寡頭體制多抱有極大的敵意。而在西西里遠征前夕,雅典民眾對于任何企圖重建寡頭制或僭主政治的活動,都會表現出焦躁和憤慨。因此,錢幣改革很可能自公元前五世紀末起從僭主史中被雅典公民“抹去”,“安放”在威望極高的執政官梭倫名下。

責任編輯: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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