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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諾貝爾獎經濟學獎的當下意義

  10月8日,201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該獎授予威廉·D·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羅·M·羅默(Paul M. Romer),旨在肯定他們對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提出的破解之道。面對資源緊張、氣候變化、全球格局調整、科技與人才成為爭奪焦點的當代,可持續發展之道是這個時代最基本、最緊迫的需要,關涉全人類福祉。

  保羅·羅默的理論譯本不多,國人對其知之甚少。而諾德豪斯與薩繆爾森合著的《經濟學》教科書,早已在我國流傳廣泛,成為基礎教材類圖書的首選之一。在該書第三編“要素市場”中,就詳細闡述了土地、自然資源和環境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結合此次諾獎的頒發,不難推斷,這一編的內容,或許就是諾德豪斯傾盡心力之作。如此,他的理論著述,早已與國人見面。

  不是一個變量那么簡單

  氣候變化、屬于自然科學研究領域。20世紀后,人類經濟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產生過快,超過了生態系統的再平衡速度,溫室氣體累積,地表溫度升高,形成難以估量的影響。因此,近幾十年的經濟研究,納入氣候變化因素變得尤為重要。于是,相關研究在近年增多,很多研究論文、圖書出版和新聞報道,愈加關注氣候因素。但對氣候因素納入宏觀經濟考量的深度和廣度尚顯不足。一些研究往往使用簡單的外推法,將碳排放量與GDP直接掛鉤,卻常常忽略微觀主體對經濟環境變化的適應過程。模型過于簡單機械,難以指導實踐。

  實際上,氣候變化引發的經濟危機,甚至民族國家命運變遷,在歷史上并不罕見。現實中,大多宏觀研究,只針對一國,對其自然環境、生態資源、地理區位、氣候變化等因素,只作為某幾個變量考量。但在實際研究中,這些因素往往不易量化考察,或與希望的結果相關性不顯著,而往往被剔除出模型之外。的確,比起GDP、M2、CPI等常用變量,氣候因素確實太不易捕捉。往往因為學科劃分的緣故,經濟學家也很少關注氣候變化。

  諾德豪斯早已對此展開研究,他曾指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措施,必須經由經濟系統才能起作用;同時,氣候變化也會對經濟系統的生產過程和最終產出形成影響。

  生于1941年的諾德豪斯,1967年獲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現任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在長年學術生涯中,他致力于關于氣候變化經濟學的研究,創立了DICE和RICE模型,進行經濟學、能源和氣候變化相互作用的綜合評估。在其論文《關于氣候變化經濟學的思考》中,諾德豪斯指出:“人類通過多種干預措施在自然環境中擲骰子——向大氣中注入微量氣體,如溫室氣體或消耗臭氧層的化學物質,通過工程設計大量土地使用,如森林砍伐,破壞自然棲息地和大量物種,甚至在實驗室中創造轉基因物種,并累積足夠的核武器摧毀人類文明。”諾德豪斯主張從排放許可制度轉向征收碳排放稅。他發展了研究全球變暖的經濟學方法,為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有效途徑。

  曾任職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的陳志武,回憶起這位前同事時說,他是一個高度專注學術、充滿好奇、全力以赴追求自己興趣的學者。他對技術變遷如何改變人類社會的歷史研究既深又廣。

  諾德豪斯獲得諾獎,再次引發人們對氣候變化的關注。促使人們擴大宏觀視野,不論在科研領域,還是暢銷書寫作、新聞報道等諸多方面,人們應重新審視生活的宏觀環境,把宇宙地球諸多要素重新納入實驗室中考量,探究它們與經濟發展、人類命運的深層聯系。

  重識“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從來都不是一句口號,這不僅來自于歷史的經驗、教訓,也同樣來自于經濟學家構建的發展模型中。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人保羅·M·羅默,曾在多所學校任教。在其科研論文中,最有亮點的理論莫過于內生增長理論。羅默在1986年建立了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把知識完整納入到經濟和技術體系之內,使其做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

  在論文《收益遞增與長期增長》中,羅默構建了一個具有內生技術變化的長期增長模型,特殊的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知識和人力資本不僅能自身形成遞增收益,而且能使資本和勞動等要素也產生遞增收益,從而整個經濟的規模收益遞增。收益遞增保證了經濟的長期增長。

  1990年,羅默發表論文《內生技術進步》,建構了他的第二個內生增長模型。該模型得出的結論是:增長率隨著研究的人力資本增加而增加,大力投資于教育和研究開發有利于經濟增長,直接支持投資的政策無效;在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中,人力資本規模是至關重要的;由于知識的溢出效應和專利的壟斷性,政府的干預是必要的。政府可通過向研究者、中間產品的購買者、最終產品的生產者提供補貼,以提高經濟增長率和社會福利水平。

  在多數場合,科學創新和人才培養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往往流于經驗和模糊的闡述,在實踐中,真正能起到多大作用,如何產生影響,卻鮮有描述。羅默的研究恰好為人們填補了理論到實踐的推導過程,數學模型說明了科技創新與人力資本,是影響經濟發展深層的內生動力。

  回歸到增長的主旋律

  時至今日,次貸危機及由此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十周年,全球經濟在危機后緩慢復蘇,世界政治多極化成為強烈需求。然而,當今社會,全球變暖依舊持續,甚至個別國家退出相關協定,影響宏觀進程;全球資本市場波動;貿易摩擦、爭端存在,個別經濟體無法逾越零和博弈的思維窘境和困局。在外在因素或難以變化,外部約束日益收緊的情況下,利用內生動力獲得深度發展,是全人類共同的愿望。

  學者巴曙松這樣看待201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結果,“把他們擺到一起的主題,應當就是增長”,“諾德豪斯和羅默設計了一些方法來解決我們當前關于如何創造長期和可持續經濟增長的最基本和最緊迫的問題”。

  有研究顯示,經濟危機十年來,在危機陰影之下,全球生育率明顯下滑,勞動力短缺在很多國家出現,正倒逼全球發展方式加速轉型。

  面對這些挑戰,諾德豪斯與羅默同時獲獎,尤其有深意:諾德豪斯以其數十年的研究,圍繞氣候變暖問題進行了許多探討,通過氣候變化與經濟增長模型,掌握了融合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分析工具,可對能源利用、氣候政策等提出政策建議;羅默早在三十年前,就在研究如何確立經濟內生增長的路徑,將科技創新與人力資本內化于新增長模型之中。打破了傳統理論的桎梏,從而推動生產的規模收益遞增,再次證實科學技術才是經濟增長的不竭之源。

  回望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凱恩斯及其理論的出現,是力挽狂瀾的最后依靠。在當下,不能否定諾獎的提名、評選,不是在力圖尋找到新時代的“凱恩斯”。至于找到與否,不能妄下結論,但這一尋找的過程,卻使得一些學者的理論重新被人們認識,令人們并從中找到發展的智慧。

責任編輯: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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