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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教育工作應堅持問題導向

  全國各地都有不少金融教育工作的案例或是典型做法。而廣東惠州目前已初步形成的模式雖未見最終成效卻依然能夠吸引筆者,關鍵在于它確實在擯棄了金融教育領域的一些常規做法,并試圖解決金融素養方面的真正痛點。

  從組織角度,單個金融機構在沒有額外支持和指導的情況下獨立開展金融教育工作,可能很難達到預想效果。首先在經濟、專業實力方面就存在不足。金融素養水平并不會與金融機構財務績效產生直接關系,因此機構對于金融教育工作這一“沉沒成本”投入的實際熱情并不高,其支持力度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機構盈利狀況、管理層經營思路以及人員配備等多重因素影響,可能會導致金融教育工作的不持續。同時,單個機構的金融教育活動也多與自身的潛在產品、服務掛鉤,宣傳內容的選擇上可能會過于單一甚至出現認知偏頗,這反而可能會誤導消費者的認知方向。

  惠州采取由專門的聯合會負責金融教育工作的協調安排,就是希望能夠緩解金融機構單打獨斗所可能帶來的問題。聯合會通過會員制集合全市各類金融機構在資金、人力和專業方面的力量,將各地區的金融教育活動及頻率“強制”確定下來,保障工作的長期、持續開展;同時,統一組織也是金融教育常態化、規范化和針對性的前提,更減輕了各機構在金融教育方面的社會負擔。它可以同時通過科學的活動方案制定,客觀地確定不同人群金融知識需求和對應的宣傳內容,規避了機構金融教育的“業績導向”導致的教育內容片面等問題。這對于金融監管主體和金融機構是雙贏的。

  盡管《消費者金融素養調查分析報告(2017)》中已有足夠的調研數據支撐“我國的消費者金融素養指數在國際上已達到中等偏上水平”這一論點,但其也不得不承認金融消費者在風險責任意識和收支規劃、執行力等金融技能方面的欠缺,以及金融素養水平在我國城鄉和區域間的差距。金融態度和知識普及很重要,是金融教育的基礎,更是金融行為和技能形成的前提。但部分主體打著“高收益”的名號行“高風險”之實,卻仍能夠吸引到不少民眾存款等現實情況,就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們在問卷上的勾選并不代表真實的行為選擇——金融知識普及率高并不等同于金融素養水平高。因此,我國仍需要更常態化和場景式的金融教育活動,潛移默化地、真正地將金融態度和知識內化為金融行為和技能。

  以目前的學生反饋情況看,惠州市金融行業針對青少年的常態化金融課堂,或許就可以較好地達到上述效果。它將金融知識變成類似語數外一樣的常規課程,利用授課對象的年齡優勢,能夠較容易地培養起學生自主學習金融知識的意識以及良好的金融習慣。而對于其他類型的人群,除了常態化的教育活動以外,場景化的帶入教育方式或許較單純宣傳更為有效。筆者在瀏覽惠州市金融消費權益保護聯合會網站時發現,聯合會還在官網上設有金融消費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案例介紹,這種場景化、針對性強的方式同樣可取。

  金融教育工作任重道遠,在短期內也很難見效,但越是這樣,越需要腳踏實地、持之以恒地去完成。對于金融素養提升方面的工作,相關部門和機構不應抱著完成任務的態度僅做些常規性動作,而是應從其他主體身上吸取經驗和教訓,挖掘真正的問題,根據當地金融素養水平、人口結構等現實情況,提出針對性工作方案,否則相關支出可能真的會成為“沉沒成本”了。

  在調研過程中,相關工作人員也提到,要想更好地開展金融教育工作,其實還需要社會各界的配合,例如,惠州市的常態化金融課堂就需要教育部門、各學校以及學生家庭的配合。筆者也了解到,有些國家為了提高金融教育的場景化,會將金融知識融入常規課程的習題之中,而這需要社會更多主體、更密切的合作。這也是未來我國各級政府需要為金融教育所做的工作。

責任編輯: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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